全球進入“超競爭”的新時代，面對國際競爭加劇、國內競爭深化的新形勢，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迫切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

李克強總理日前在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放管服”改革核心是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一場重塑政府和市場關系、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實現經濟穩中向好的關鍵一招。

當前，深化“放管服”改革面臨經濟社會重大變局。制度供給水平是衡量發展軟實力的重要標準，無論是營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塑造地方競爭新優勢、加快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還是強化實體經濟競爭力的良好環境，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紅利。

同時，“放管服”改革面臨行政體制自我變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是一場從觀念到體制再到機制的深刻革命。“放”的核心是政府角色定位， “管”的核心是政府管理轉型，“服”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現代化。“放管服”改革要力求改變重權力輕責任、重效率輕公平、重發展輕民生、重企業輕民眾、重生產輕生活等價值取向，推動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目標與任務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抓項目建設更要抓環境建設，真正做到審批更簡、監管更強、服務更優，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首先，持續簡政放權打造國際化市場環境。關鍵是營造寬松便捷的準入環境,標準是企業開辦和建筑施工許可便利度：減少生產經營服務許可；負面清單長度：把不該有的權力堅決攔在清單之外；納稅便利度：簡化稅務登記程序,落實各項稅收優惠,降低企業稅負。

依此，應打掉阻礙創新創業的門檻，凡沒有法律依據的、能通過個人證照證明的、能采取申請人書面承諾解決的、能通過網絡核驗的證明和手續“一律取消”。

其次，加強監管創新打造法治化競爭環境。關鍵是建立公平監管體系,標準是投資者保護與股東訴訟便利度：完善中小投資者投票權、對董事職責的監督權、執行合同的司法權；破產便利度：降低重整與和解門檻,建立破產風險預警、“僵尸國有企業”和“老賴民營企業”退出機制。

依此，政府應嚴格遵循“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明規矩于前、寓嚴管于中、施重懲于后，切實做到權責一致，敷衍塞責、延誤改革、整改不力的要嚴肅問責。

三是優化政府服務打造便利化公共環境。關鍵是完善政府公共品供給與公共服務體系,標準是電力供應便利度、財產登記便利度、融資信貸便利度、跨國貿易便利度。

依此，應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設立中小企業信貸風險補償資金、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引導資金，加快建設投資審批監管平臺，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效率。

總之，幾年來，“放管服”改革用政府短期的“痛”換取人民長遠的“利”，以權力“減法”、服務“加法”激發市場“乘法”，形成“放管服”三管齊下、全面推進的格局，有效帶動價格、財稅、金融、社會事業等改革，助推全面深化改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經過多年不懈努力，政府和市場關系發生很大變化，但與改革目標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一是改革政策供給過多過快。從審批制度改革到管理體制改革再到“放管服”全面改革，各級政府改革政策供給過多，體系亂、概念雜，來不及研究消化，有些甚至存在沖突，造成思想混亂，難以拿出務實落地舉措。一些政策取消了不知道，下放了接不住，接下了難優化，改與法難抉、利與義難全、放與管猶豫、線上與線下徘徊，群眾和企業對改革難以形成預期。

二是部門間難以協同形成合力。理念先進，方法可行，但由于觸動部門利益，體制慣性使含金量高的事項，“地方點菜”難下放、“群眾點菜”難落實；政策法規、權力下放、聯合監管、信息共享、中介組織、誠信體系建設等缺乏部門配套措施，出現中梗阻。

三是改革不到位深入推進難。改革不深入，改革舉措多以部門視角出發，放權邊界不清、行使主體模糊；變相審批、前置條件、審批“體外循環”、以審代管等依然存在，一些互為前置“連環套”依然無解，后置審批依然過多；“放管服”改革中民生改革沒能引起足夠重視，社會領域改革滯后，基層公共服務成為改革短板，公共服務功能定位不明，難以厘清政府社會企業個人間關系，群眾獲得感不足；寄予厚望的互聯網+，系統開發不少，但標準不統一、信息不公開、數據不共享，功用發揮不足。

四是改革起步慢政策落地難。“放管服”改革牽一發動全身，不僅涉及利益調整，還涉及權責重塑、管理模式再造、工作方式轉型，需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改革出現按兵不動、推諉扯皮、敷衍塞責，無利不管、放而脫管等現象；監管不到位和亂作為并存，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侵犯知識產權等頻發；政務服務能力效率偏低，擔心改革進程承擔責任，不同程度存在“等靠要”等被動改革現象。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轉變政府職能任重道遠，改革進程出現的不系統、不協同、不深入、不落地等現象，亟待構建整體謀劃、合理布局、策略推進的改革方案。

一是被動改革走向主動探索。“放管服”改革是涉及理念思路、體制機制、工作模式的深刻變革，行政審批體制亟待突破、監管權責體系亟待健全、政務服務流程亟待優化、審批信息平臺亟待整合，消除改革的痛點難點，需在更大范圍完善制度設計；面對轉變政府職能、提升治理能力的新要求，面對體量壯大、結構復雜、開放提升的經濟體，面對撲面而來的新技術新產業，面對群眾多樣個性化的需求，用全新的理念方式手段制定改革方略，提高駕馭改革的能力；調動各級干部改革積極性，廢除“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政策，改變改革需“審批”的做法，允許在實踐中探索，試錯免責，創造敢于實踐、敢于創新、敢于突破現行政策氛圍，推動改革深入。

二是碎片化改革走向整體性推進。長期以來，我國存在政府管理、公共資源、組織結構、公共服務碎片化，以問題為導向的制度設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導致改革政策碎片化，使群眾辦事費盡周折。“放管服”改革進入深水區，亟待打破部門條塊分隔模式、地域層級部門限制，重新構建政府業務流程、重新優化政府服務平臺、重新整合政府社會合作關系，依靠政府機構間及政府與公私部門間的協調，建立新型政商關系，打造包容性政府，構建無邊界的整體性治理模式。

三是數量速度改革走向質量效益改革。新時期重點考量“放管服”改革的質量效益，為企業松綁、為群眾解絆、為市場騰位、為政府強身，極大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放管服”改革涉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活富裕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最基本的制度，簡政放權，創新行政審批模式，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探索以相對集中行政許可為主的審批方式；放管結合，統一并公布行政權力清單，加快建設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構建以信用監管為核心的綜合監管體系；優化服務，整合公共服務平臺，建立五級政務服務網絡，統一管理，推廣一窗通辦、只跑一次、先照后證等模式，加大改革紅利。

四是為企業服務走向為企業和個人服務。創新服務理念，研究企業和個人兩個“全生命周期”的服務。一方面可以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一條龍”服務，為企業開辦成長推出服務，推動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可以為個人全生命周期提供“全方位”服務，讓群眾享有日常最需要最基本最貼身的服務，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培育新動能，使百姓獲得幸福感，使公共服務成為構建消費社會的推進器。

五是信息孤島走向統一互認共享平臺。統籌消除部門信息孤島的制度安排和數據共享的頂層設計。首先，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電子政務服務平臺，打通數據壁壘，充分利用已有設施，盤活部門數據庫，推動平臺整合利用，支撐政務信息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互認共享,到2020年建成“互聯網+”政務服務體系。

其次，要提高監管服務協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推進行政審批和公共服務網上綜合受理和全程辦理全覆蓋,做到證件聯用、信息聯通、服務聯動，力促群眾跑腿向數據跑路轉變、條塊分割向整體聯動轉變，提升網上服務效率。開發綜合監管系統，豐富智能監管，暢通政企信息渠道，使用智能執法終端，加強監管風險監測，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提高政企互動率、問題解決率、服務精準率和企業滿意率。搭建國家公共服務互聯貫通平臺，對接政府企業社區系統，建立全國基礎數據庫，遵循政府主導、企業建設、社會服務、公眾參與原則，促進公共服務供需高效對接，提供便捷網上服務。（作者系國務院參事 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