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三貴:消除絕對貧困后需盡快建立一套新政策體系緩解相對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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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修訂:
- 2020-09-03 11:08:17
摘要:
2020年是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
從2012年到2019年底,我國貧困人口從9899萬人減少到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貧困縣從832個減少到52個。
為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等“硬骨頭”,2020年1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了《關于開展掛牌督戰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了督戰的目的、范圍、內容、方式和要求,對52個縣、1113個村開展掛牌督戰。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和南方洪災沖擊下,因疫返貧和因災返貧等風險受到密切關注。國務院扶貧辦統計顯示,目前有返貧風險的是200萬人左右,有致貧風險的是300萬人左右。為防止返貧,國務院扶貧辦還印發了《關于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指導意見》,對符合條件的人口加強監測,及時幫扶,防止返貧和發生新的貧困。
近日,記者對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教授汪三貴,詳解我國現階段脫貧攻堅的成效和實踐中亟待攻克的難點,并就“后扶貧時代”的扶貧工作重點提出建議。
按期脫貧沒有問題
記者:數據顯示,我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貧困縣從832個減少到52個。你如何評價過去脫貧攻堅的政策與成效?
汪三貴:脫貧攻堅的成效是非常明顯的。從數量上看,每年貧困人口減少都超過1000萬人的預期;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改善也比農村其他地區快,差距也在縮小;此外,脫貧攻堅還培養了一大批的干部,有效地改善了基層治理。所以,無論從硬的方面還是軟的方面來看,脫貧攻堅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中國采取的脫貧攻堅政策與制度優勢有很大關系,為解決絕對貧困,能以很強的政治決心動員全國力量。一戶一戶幫扶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多數國家都很難做得到,但精準扶貧是解決絕對貧困的唯一途徑。
記者: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南方洪災對脫貧工作帶來哪些影響?如期脫貧壓力是否加大?
汪三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顯示,目前有返貧風險的是200萬人左右,有致貧風險的是300萬人左右,一共500萬人左右。國家層面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采取了比較多的措施,現在看落實情況也比較到位。除了建檔立卡戶的持續扶持,現在對有返貧風險的脫貧戶進行重點監測和幫扶,將有陷入貧困風險的邊緣戶全部納入到監測體系,并有針對性地采取幫扶措施。
為應對疫情,3月6日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后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對部分因企業開工率不穩定暫時返回農村的貧困戶密切關注并進行安排,在當地創造一些包括公益崗位在內的新的工作機會,使這些貧困戶至少都能有就業、有收入。在恢復生產和銷售方面,地方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電商扶貧、消費扶貧等的成效還是非常明顯的,至少到目前為止,因為疫情遇到的一些致貧風險基本已經解決。
近期南方洪水可能會給部分已經解決住房問題的原貧困戶帶來新的風險,但是等洪水過去之后,相信下半年他們的住房和避免返貧肯定是當地會重點解決的問題。因而,從目前的進度和措施來看,按期脫貧是沒問題的。
記者:在下一步扶貧工作中還有哪些短板,需要重點關注和避免?
汪三貴:這些年來脫貧攻堅不斷實踐、不斷探索,同時也在不斷糾正過去的偏差。比如產業扶貧,原先簡單發錢發物,現在采取更加可持續的方式,讓有能力的人帶領貧困戶創收。當然目前來看,部分產業扶貧目標短期化、貧困戶參與不夠等問題依然亟待解決。
再如易地搬遷問題,有的地方注重搬,對于怎么能穩得住這些搬遷入城的人群考慮得不夠全面。可能搬了一個很大的聚集區,區內能不能滿足搬遷居民的就業需求?這些問題實際上沒有完全解決。所以后續扶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改進。
未來重點是緩解相對貧困
記者: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對于“三區三州”等重點貧困區,你建議今年可以從哪些方面重點突破?
汪三貴:深度貧困地區現在還是重點圍繞脫貧目標,“兩不愁三保障”。這些深度貧困地區也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有問題,有部分是易地搬遷還沒完成;有部分可能還存在飲水問題等等,哪里有缺口馬上就堵上。國家掛牌督戰力度也很大,資源也都有往這些地方傾斜,所以今年主要是補一些短板。
記者:異地搬遷不僅是要把人搬過去,還要考慮如何讓他們留下來?
汪三貴:后續扶持肯定是長時間的工作。最典型的地區,比如貴州和云南怒江等地區,城鎮化搬遷規模很大。今年完成搬遷后,更重要的是后續扶持怎樣跟得上。比如引進一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帶來更多就業機會,提高搬遷人員的收入水平;對于從山里搬過來的人群,還需要改變生活觀念與方式,適應城鎮生活,這些引導也都要跟上。
記者:這些工作還是政府來主導?
汪三貴:肯定是政府主導,但是需要市場主體的參與。除了一部分公益崗位是完全政府創造的,其他的就業崗位還是要靠市場主體來提供。這些地區相對勞動力成本比較低,企業“出海”也有風險,因而現在也在想辦法把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搬遷到西部去。少數民族地區一些特色手工產業也在開發。從企業來看,產業搬到西部地區帶來的壓力主要是運輸成本可能會有所提高,所以現在也有人呼吁政府給一些補貼,吸引企業去西部搬遷點,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記者:一些脫貧效果比較好的地區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現行標準下的貧困問題。下一步扶貧可以從哪些方面重點關注?
汪三貴:未來的扶貧重點肯定是相對貧困的緩解。今年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后,此前的絕對貧困人口大部分到2020年后依然是相對貧困人口,對他們的扶持政策不能缺。相對貧困的核心是差距問題,只要有差距就有相對貧困。因而,要緩解相對貧困很重要的是要縮小差距。
如何縮小差距?這就必須使相對貧困人口、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長更快,否則區域差距難以縮小。從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這需要新的一套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下一步顯然要開始重點考慮這些問題。
中央也提出了過渡期,在過渡期中,很多政策也需要延續,同時還要考慮制定下一階段在未來鄉村振興中如何緩解相對貧困的政策和扶持體系。因而在這一時期,既要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也要對返貧風險的人群進行幫助避免他們返回絕對貧困。
記者:從農村自身來看,可以從哪些方面探索緩解相對貧困問題?
汪三貴:首先農村必須要防止返貧,防止新的貧困戶產生。在這一基礎上政策要與鄉村振興銜接,比如,對于在脫貧攻堅中培養的很多產業今后如何壯大?如何在培養新型經營主體的同時帶動貧困戶增加收入?不能一轉到鄉村振興階段后就不扶貧了,主要扶持大戶能人,他們越來越富,貧困戶又沒人管了,導致差距越來越大。脫貧攻堅探索了很多有效的帶領貧困戶創收的機制,鄉村振興階段也需要完善。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責任編輯: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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