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0日，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的北京高峰論壇以現場加連線的方式舉行。本次高峰論壇由鳳凰網、岳麓書院、敦和基金會聯合主辦，貴州心悠然酒業提供戰略支持，論壇議題圍繞“繼承創新：疫情下的中華文化使命”這一主題展開。

張立文國學大典北京高峰論壇演講視頻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先生以“中國傳統文化當代價值的反思”為題發表主旨演講。張立文先生從古今中外的不同角度，論述了自我認識、集體主義精神、自由與正義觀、民主與平等、天下和合等思想觀念在人類生存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中國文化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凸顯了其偉大的價值和魅力。而中華文化中“協和萬邦”、“仁民愛物”、“兼相愛”等閃耀著先賢智慧的崇高理念，正是促進人類協作共贏的寶貴思想財富。

以下為演講稿全文：

中國傳統文化當代價值的反思

張立文

自然造化，驚天駭世。波瀾洶涌，云煙明晦。思維萬象，神遇華智。反思中西，中晶中瑩。萬眾一心，團結抗疫。人類命運，共同一體。

一、認識你自己

當前，在人類從未遭遇的抗擊新冠肺炎病毒的共同災難中，人們不能不反過來而思人類的行為活動、價值觀念、倫理道德、風俗習慣，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神話、宗教、藝術的知識形態。反思是思維對存在的一種矛盾關系。哲學是反思的思維矛盾活動。反思一詞，英語為Reflection，德文為Nachdenken。就其詞義而言，與后思、反省、返回、反射、反映、映現，反復思考相關。中國講“吾日三省吾身”地反思。在反思的思維的歷史發展中，曾有各種不同的形態，呈現朦朧的、否定的、懷疑的、批判的反思實踐活動。在多元實踐活動中，人類以各種方式把握世界，并對世界作出各不相同的詮釋。人們在檢驗思維矛盾活動的實踐中，對構成思想的思想反過來而思，即以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所構成的思想為對象，揭示這些思想的內在的及其相互間的矛盾關系，從而為人類敞開構建新思想、新思維、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致以廣大的空間。

“認識你自己”是銘刻在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的箴言，它一直激勵著哲學家、思想家智能創造的思維反思活動。在抗擊新冠肺炎病毒中，人們在反思中西以及各種思維觀念、思維方式不同時，就需要“認識思維自己”。“認識思維自己”就是把思維自己為對象反過來思，思維經反思而更清楚認識自己。黑格爾說：“反思以思想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1] 即以思想、認知、理論、邏輯等為思維自己認識對象，以便自覺能動地使思想自覺其為思想。

二、集體主義精神

反思以使思想自覺其為思想，便形成了一種主體的思維與客體的思維的關系。西班牙《世界報》記者切馬·羅德里格斯專訪NJF控股集團創始人妮可·朱克曼時問：“您曾在三大洲工作和生活，您認為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國存在什么樣的差異？”朱克曼答：“要理解中國、歐洲和美國處理這場危機的不同方式，就有必要分析其中的文化差異。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共產黨政府將集體利益置于個人之上，人民具備令人印象深刻的犧牲精神。在美國，個人利益受到更多的捍衛，他們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擁護者。”[2] 一針見血地說明是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差分。集體的集字，見于甲骨、金文[3]。《說文》：“集，群鳥在木上也。從佳，從木。”桂馥義證：“《禽經》：‘獨鳥曰止，眾鳥曰集’。”《詩經·周南·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集就是眾鳥聚集一起，現代引申為集體，為集體利益的集體主義就是一種大公無私，一切是以人民群眾的集體利益出發的思維，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思想。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意蘊集體主義德精神，集體主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古時生產力低下，人的能力有限，人為了生存，必須群策群力，從而有集體主義思維的突破。荀子在探賾群體思維時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4] 人的能力不如牛馬，如果要謀得人的生命生活延續的需要，獲得維持生命生活資料的所需，必須集合集體的力量。怎么能集合集體的力量，就是能按一定分工關系組織起來。分何以能行得通？通過禮義的分工，使眾人之間的關系得到和諧，和諧就能團結一致。團結一致力量就強大，力量強大就勝物，而獲得生活的物質資料。所以“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5]。人生唯有依賴群體才能生活，群體若無禮義的分別，人為個人利益而紛爭，紛爭、斗爭就會打破群體的一定秩序而亂套，亂便會離散，由強變弱，力量衰弱就不能勝物，猶如當今不能戰勝新冠肺炎病毒。荀子認為，唯有群，才能“裁萬物，兼利天下”[6] 制裁、控制“物”，使天下都得到利益。

在古希臘，柏拉圖認為，“在我看來，之所以要建立一個城邦，是因為我們每個人不能單獨靠自己達到自足，我們需要許多東西”[7]。亞里士多德也認為，人不能單獨地存在，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家庭、村坊和城邦之中。村落和城邦組成是自然的、自發的[8]。這就是說，人是社會性的存在，人自然的、自發的不能單獨生活，必須集體群居，因為人為生命生活而存在，需要很多東西，單靠自己不能自足，因而必須組成群體，構成村落、城邦，所以產生集體思維和集體精神。

然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被遺忘，代之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理智性被個人利益至上所拋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大段引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話：“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切記，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切記下面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9]等等。費迪南德·古恩伯格在其《美國文化覽勝》中認為，“這些話是美國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銳的諷刺。毫無疑問，這些話所表現的正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我們不妨停下來玩味一下富蘭克林的這一席話。古恩伯格把美國佬的哲學概括為這么兩句話：‘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為具有公認信譽的誠實人的理想，而且成為一種觀念，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10]反思資本主義精神，蘊含著血和淚。他們把刮油、刮錢增加資本本身作為公認信譽，人的理想和目的。并認為“盡可能地多掙錢”是一種“至善”倫理。這就是以個人資本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維。資本主義精神說到底以個人主義、集團主義的資本利益為核心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體現。

源遠流長的集體主義精神是中華文明的倫理道德精髓，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每個中國人的歷史職責和擔當，是中華民族雖經千難萬險而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根本基地。西方資本主義精神是以個人利益至上為核心價值觀，是以從牛和他人身上刮油和刮錢為至高的倫理觀，個人主義是其一切活動和關系的宗旨和終始點。中華傳統文化以集體主義為根基，體現為自由與正義、民主與平等、天下和合、共為一家的精神。

三、自由與正義

自由與正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它是中華文明之所以能極高明而道公正的生命力。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主管奧列格·巴拉巴諾夫認為，“可能存在的價值將與自由與安全的兩難選擇有關。冠狀病毒大流行極為迅速地將這一難題置于公眾意識的面前。快速推進的隔離措施限制了許多人權，在不少國，針對措施的可容忍度和邊界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辯論……在一個風險社會中，自由與安全之間的平衡可能會朝向后者傾斜。”[11] 每個人的安全是否平等？“在美國，窮人社區正在以一種極為不平等的方式，經歷著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一個人掌握的資源越少，那么被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的風險就越高”。[12] 自由概念在歷史的演變中脫離了古希臘人所賦予的哲學意義。幾百年來自由成為人們思想關注的中心，幾乎沒有那個思想家不以追求自由為目標。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在自由主義出現之前，自由概念是與共同體概念相聯系。洛克作為自由主義開風氣的人物，自由概念，則二分為以共同體善為基礎，以及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盧梭則認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類真正成為自由的主人。這是從共同體概念出發的。[13]

自由概念表示人的社會活動狀態和自己覺受的境遇。或認為自由是行為不受限制、約束的自我決定；或認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隨自己意志活動的權利；或認為自由是認識了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自覺運用到實踐中去；或認為自由表現為人的一種自主力、判斷力和選擇力；或認為自由表示人從社會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權利。凡此種種。自由是自覺的和自足的，它是一切行為所追求的，它是以共同體共同善為基礎的自由。人類追求自由的過程是與人追求生存世界、意義世界與可能世界相聯通的。這個過程的每一階段又不能不受生存自然、社會、人生必然性的背景的限制，及實現人生價值條件和客觀必然性的制約，受價值理想、精神家園必然可能性的主宰。簡言之，人作為自然存在者、社會存在者及精神存在者，對自由的追求是貫穿始終的，也始終與必然性保持著緊張，推動著人類在不斷追求自由中完善自己，也在不斷化解自由與必然的緊張中不斷智能創新，將自由推致更高的階段。

中華文明是一個致廣大的自由天地。古代中華大地崛起了一個奇特的階層，這就是士。在西周時士與宗法制度相聯系，士是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父位為卿大夫，其余的諸弟為士，士的長子繼為士，諸子為庶人。到了春秋戰國時，便打破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士成為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人群。一般來說，他們是具有仁者之心的忠義之士，是一批身份自由的人。孔子是一個有知識，多才多能的士。他智慧創新，在中國歷史上首先打破學在官府，而自己創辦私學，打開教育大門，把教育普及到民間；打破教育受嚴格等級限制的不合理制度，主張“有教無類”，不論貧富貴賤，人人都有平等地受教育權力，并不分國別，其學生不僅來自魯國，而且來自齊國、陳、衛、吳、楚、晉、宋等諸侯國，具有一定“國際性”。既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招收學生，也不受出身的限制，貧民、工匠、賤人、鄙人、野人、刑徒，以及商人、貴族等都可以來學習。他自由地智能創造了儒家學說，成為當時百家爭鳴中重要的一家。為了傳播儒家仁愛思想，他周游衛、匡、蒲、曹、宋、鄭、陳、蔡、楚等諸侯國，向各國君主宣揚儒家思想。孔子以其自由身，成為當時自由學者、士的代表。

戰國時，諸侯與卿大夫養士成為風尚。最著名的有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齊國的孟嘗君，以及秦國的呂不韋等。據載他們養士多達數千人。齊國有人叫馮諼的，貧乏不能自存，就去做孟嘗君門下的食客。孟嘗君問馮諼，您有什么愛好？什么本領？馮諼回答說：沒有什么愛好和本領，孟嘗君笑了笑，收留了他。住了沒多久，馮諼靠在庭柱上，敲著佩劍唱道：“長劍回去吧，食無魚！”孟嘗君安排其食客之列，而食有魚。沒住多久，敲著佩劍唱道：出無車！于是出門有車。不久又唱道“無法養家！”孟嘗君差人把食品給馮母送去。后來孟嘗君出了一個通知，“有誰熟悉會計，到薛邑去收債？”馮諼說，“我能”。于是他收集行李、裝載票據去其封地薛邑。馮諼臨行時，向孟嘗君告辭說：“債收齊了，買些什么回來？”孟嘗君說：“視吾家所寡有者。”馮諼到了薛地，叫地方官召集該還債的百姓，都來驗對票據，驗對畢。馮諼自作主張，假托孟嘗君之命，宣布該收的債統統賜給大家，把票據燒了，老百姓高呼“萬歲。”馮諼回來后見孟嘗君。孟嘗君問：買些什么回來？馮諼說：“您說看家缺什么就配什么，我看宮里積滿了奇珍異寶，內室住滿美人，廄里養滿了駿馬。您家就只缺少‘義’，所以我替您買‘義’回來了。”孟嘗君聽了很不高興。馮諼雖假托孟嘗君的話，但說明士有自由的、獨立的處理一定事務的權力，他數次彈鋏，唱曰：長鋏歸來乎！也說明當時士有獨立的、自由的人格魅力。他們熱愛國家、關心民瘼，有仁者之心，體認重義輕利的價值，當孟嘗君遭齊閔王排棄回到薛地時，薛邑的百姓在百里外扶老攜幼迎接他。孟嘗君對馮諼說：“先生替我買的義，今天見到了。”[14] 在抗擊新冠病毒，白衣戰士舍生取義，可在世界上也有個別的國家像孟嘗君一樣什么都有，就是缺“義””，他不是去買義，卻舍義取利，而與世界潮流相違戾。

對什么是正義，自古希臘以來就有論爭；以正義為善、神、理性、自由、平等、幸福、財富、安全、秩序等，但隨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的標準。有人認為，當代則以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為標準。羅爾斯為實現社會正義，以圖建立一種倫理關懷的有效的社會正義關系，但事實上并沒有帶來財富、權力不平等、不自由現象的消除，“尤其是給那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15]。換言之，沒有給社會弱勢群體以利益、平等和自由。

自由是正義份內之義，在中華文明傳統中，認為正義倫理是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符合自由道德規范的行為。荀子講：“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16] 為正當的利益去做，可稱為事業；為正義而做，叫做德行。正義的行為活動是符合倫理道德的。楊倞注：“茍非正義，則謂之奸邪。”奸邪為非正義的行為。荀子認為，庸俗的人，以富利為崇高，是沒有自由正義精神的。“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17]”沒有知識學問的俗人，眼睛只盯著財富和利益，是根本沒有正義的，是完全罔顧社會自由和共同利益的。荀子認為建立正義社會，要“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而持義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18] 正義社會是符合道的，不屈服于權勢，不顧慮利益，堅持自由正義原則而不改變，雖然珍愛生命，也要堅持自由正義而不屈從，這是君子智仁勇的品德。新冠肺炎疫情鞭辟入里地說明了這樣基本道理，“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身舉止對他人構成的感染風險承擔道義責任。”[19] 若能如此，自由正義的社會建設和世界建設便能實現。

四、民主與平等

民主與平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它是中華文明之所以納百川而致廣大的原動力。其文化生命動力之源，來自民為邦本的重民、尊民、貴民、敬民，以民為主的思想。民是人。中國哲學從人的心靈之光照觀人自身、人與自然、人與家國、社會、天下，推致人與政治、經濟、文化、制度、軍事、道德、藝術、宗教等，從而開出特有的、內在的民主哲學。西方哲學首先是把握自然客體，古希臘早期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合二而一，盡管蘇格拉底從自然回歸人的真善美等概念的討論，仍然將其作為外在現象而言，從而開出外在的、遠人的民主概念。

中華文化的政治文明，自古以來就以民為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政治文明的主導意識。“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20] 由于人是萬物之靈。所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21] 百姓的欲望就是天的欲望，天順從民。民度越了天的意志，而轉化為天順從百姓的意志，于是天德視聽依據民的視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安國傳：“天因民以視聽，民之所惡者，天誅之。”[22] 這猶人為天立心，民所看到的、聽到的言論、意見，是天作出判斷的依據和惡者被誅殺的決定。這里，天是被動者，民是主動者。“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穎達疏：“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民聰明是天降之福。”[23] 因為天依據民的見聞，并沒有作出什么善惡的分別，天所作的善惡決定，是依據民的意見和善惡的判斷。體現了一種以民為主的民主思想，“天惟時求民主”[24]。尋求為民作主者。天順從民的視聽而選擇民主。此“民主”意蘊著民的自我作主。孔穎達疏：“（夏）桀殘虐于民，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25] 民以成湯能代表民意，天順民意而選擇成湯代替夏桀。

順從民意的民主思想，在《左傳》中由“民主”邏輯地引申為“神之主”。桓公六年，楚武王準備攻隨國，隨侯祭祀求取勝，季梁勸說：“夫民，神之主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杜預注：“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26] 民眾和諧神降福，事業成功。現在民各自有自己的打算，而不和諧，鬼神就沒有了主人，人是鬼神的主人。這不是神為民做主，而是民為神作主，猶不是君為民作主，而是民為君作主，蘊涵民主、神主的意義。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意蘊著人民作主的思想。張君勵說：“孟子民貴君輕之義，謂為世界民主論之先驅也。”[27] 辜鴻銘也認為孟子有民主思想。民和而神降福。民和的要素，是人與人、你與我、我與他、他與他之間的平等相處。“以他平他謂之和”[28] 有平和、公平、公正的意思。譬如音樂是用來節制百事的。五聲的遲速、本末，調和得中和之聲。若“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29]。有繁雜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心蕩耳煩，就會忘了平和、公平，失節而不和諧，君子是不聽的。

由和而“天下民主”、“神之主”，以推致政治上的言論的自由民主。《國語》記載：周厲王 暴虐無道，國人指責他。卿士邵陽公告訴厲王說：“民眾忍受不了暴虐政令。”厲王大怒，找到衛國一個巫師，要人監視指責天子的人，發現有人，就把其殺死。國人不敢說話。厲王很高興，告訴邵公說：“我能平息謗言了，國人不敢再說誹謗的話了。”邵公說，這是堵住民眾的嘴巴罷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30] 比如堵住河流一樣，一旦河流潰決，一定會傷害很多人。治水應疏通水道，使水暢流，治國理政應啟發民眾說話，這樣，治國理政就不會違背情理。然而，厲王不聽忠者，“三年乃流王于彘“。三年以后，國人罷免了厲王，把他流放到彘地去了。這是厲王應有的下場，可見民眾有一定自由民主的權力。《左傳》亦記載：子產不毀鄉校。“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31] 國人在鄉校議論，批評執政的善惡。然明主張要毀掉鄉校，子產認為善者的意見就照著施行，為政不好的、否定的意見，就照著改正，這是我的導師。為什么要毀掉呢？猶如川流，只能疏通，而不能堵防。其主張與邵公相似。都表達了言論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也即民眾在政治上享有自由發表意見，參與議論國家治理善否的權利。同時，也表明國人與君主，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可以互相議論、批評的。以強制的手段防止、堵塞人的批評，其結果要傷害很多人。先秦學術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說明在學說、思想上的自由和民主的體現。

國人、民眾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學術上自由民主地參與治理和發表意見，體現了一種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公平的。荀子說：“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32] 農民盡力種田，商人明察精心理財，士大夫和公侯都能以智慧和才能盡心盡力于官職，這是最公平，也是各盡其責的、平均的。當佛教傳入中土，與中華傳統思想融合，宣揚平等思想。認為一切法、一切眾生本無差別而平等。《涅槃經三》：“如來善修，如是平等。”梁寶誌《大乘讚》，《景德傳燈錄》二九：“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宇宙本質平等，皆同一體。

張載主張天地間人與萬物猶如同胞伙伴是平等的。“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33] 王夫之注曰：“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父母載乾坤之德以生成，則天地運行之氣，生物之心在是，而吾之形色天性，與父母無二，即與天地無二也。由吾同胞之必友愛，交與之必信睦，則于民必仁，于物必愛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34] 人與天地、乾坤、父母形色天性為一而不二。天下一切民眾都是吾的同胞兄弟，必然友愛信睦，天地間萬物都是我的伙伴，必然愛護，體現了天下的民眾和天地萬物都是平等、友愛、誠信、和睦的。

近代以來，由清政府的極端腐敗，西方列強為其政治、經濟、文化利益，以其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為傾銷其毒害人身心的毒品鴉片，發動了侵略戰爭，迫使清政府割地賠款，屈辱蒙侮。它震撼了中國朝野，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要求社會變革，以救亡救存。特別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更強烈地刺激了中國人民的身心情感，也更堅定了有識之士變法圖強，救中華民族于水火的決心與信心，開啟了戊戌變法運動。戊戌變法領導者康有為，把儒家公羊三世說，《禮記·禮運》的大同學說，兼融佛教慈悲平等和基督教的博愛、平等、自由思想，以化解人類在不平等制度所遭遇的種種苦難。主張破除國家、階級、種族、形體、家庭、亂、類、苦等九界，而進入“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35] 的大同世界，呼喚建立一個“人人獨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從不相侵犯，人人交相親愛，此為人類之公理”[36] 的世界。

自稱私淑于康有為的譚嗣同，是維新變法運動的激進派。他會通儒家的仁為愛人，墨家的兼愛，基督教的博愛，以愛救人救世。他把仁與西方自然科學中解釋光熱傳導、電磁引力等現象的媒介體“以太”相結合，而通向自由、平等。“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之象為平等”[37]。構成仁（心、識）→通（以太、心力為所以通之具）→平等的理論思維邏輯結構。孫中山以《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宣揚“天下為公”。他發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精髓，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愛思想，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奮中華民族精神。他說：“中國古時對于鄰國和對朋友，都是講信的”[38]。“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39]。孫中山融通中西古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自由、平等、博愛。他以民族主義以自由為價值目標，民權主義以平等為價值目標，民生主義以博愛為價值目標，以“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40]。為實現其價值目標，而鞠躬盡瘁。

然而個別信仰上帝國家的個別領導人，不是宣揚上帝博愛思想，而是違背上帝意志，散布謊言，挑起仇恨。不是宣揚民主、自由、平等，而是違戾民主、自由、平等，其結果只能是損己不利人，多行不義，必自取其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是自古以來經無數次驗證的古訓。

五、天下和合，共為一家

新冠肺炎大流行，沒有那個國家獨善其身，它的傳播，國家不分大小、發達與不發達；人不分貴賤、貧富。全世界只有消除一切誤解、誤讀和優先論、民粹論，全人類唯有拋棄仇恨、“甩鍋”和政治化、陰謀論等等。全人類團結起來，攜手合作，共同抗疫，才是光明大道。世衛組織一再強調團結合作，比爾蓋茨亦講世界需要合作[41]。

中國文化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病毒凸顯了其偉大的價值和魅力。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經千難萬劫，以不畏浮云的膽識和高瞻遠矚的胸懷，融突和合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資源的精華，而開出天下和合，共為一家的思想。《論語》講：“四海之內皆兄弟”。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42] 荀子說：“四海之內若一家……莫不趨使而安樂之。”[43] 四海之內的人都為兄弟一樣相親相愛，因為天地萬物與我一起生育而為一家，不論地處近鄰或遠隔重洋，都愿其安寧快樂。在《禮記·禮運》中設計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藍圖。認為“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44] 這不是一種思想的測度，而是依據民情民意，使其認識到事關自己的利益，人人像一家一樣，和睦、和諧地生活相處，以避免沖突相爭相殺。孔穎達疏：“此孔子說，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為一家，能以中國共為一人者，向其所能致之意。”[45] 大同世界就是天下和合世界，也是天地萬物與吾一體的世界。朱熹說：“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于如此。”[46] 這是一個天地萬物與我息息相關的、人與天地萬物之心之氣相互融通的宇宙。在當今智能信息化、全球化時代，宇宙間天地萬物，人類都毫無例外地被整合到一個網絡之中，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都在網絡之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什么唯我獨尊，唯我優先、唯我獨善、唯我獨大，統統被打碎、打散。一切都是網絡中一個紐結、一個網點。這個紐結、網點與其它紐結、網點聯系一起，若失去聯系、聯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即被網絡所廢棄或毀滅。

天下和平，團結合作。“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47] 感為感通、感應、交感。天地、陰陽交感而化生萬物，圣人與人的心靈相感通、感應而導致天下和平、和合，簡言之，即和平、合作，天地萬物與人為什么能夠感通、感應、交感。王守仁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48] 因為天下每個人都有一顆不忍人的仁愛之心，這顆心普遍地、共同地存在于天地萬物與我之心中，所以天地萬物一體，中國猶一人，沒有互相間隔，或被不同形骸間離和局限。為什么見孺子入井而去救他，是不忍人的仁愛之心與孺子是一體的、聯通的。同理，見鳥獸哀鳴，見草木摧折，見瓦石毀壞，便產生不忍的憫恤、顧惜之心，是人的仁愛之心與孺子、鳥獸、草木、瓦石為一體相感、感應的緣故。這是一種根于靈昭不昧的心。

抗擊新冠肺炎病毒，是一場非常規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若陷入互相之間埋怨、激烈的口水戰，破壞和平、和諧的氛圍，而不是團結、合作抗新冠病毒。若出于一種私心、私利，“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49]。認為天下利害的權利掌握我手，天下的利益歸于自己，之害歸于別人。于是屢屢“甩鍋”，滿嘴荒唐言，嫁禍于人，以圖其利。但今天人的智慧卓越，資訊信息聯通，科學發達先進，一切只圖私利的言行和圖謀都不可能蒙騙人。全球唯有在和平、和睦的和合環境中，團結一致，同舟共濟，抗擊新冠肺炎病毒，是奪取這次非常規戰爭的勝利的唯一方法。

保合太和，愛護家園。今天，全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守護這個安居的家園，人人有責，防控新冠肺炎病毒是各國各民族人民及其領導人的職責。如何才能安保人民生命，守護這唯一的家園。《尚書·堯典》講：“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50]“萬邦”，蔡沈注曰：“天下諸侯之國。”堯時，部族很多，到了西周，據說仍有諸侯八百。各諸侯國雖以周天子為共主，但軍、政、財、法的權力及人事官員的任免由諸侯國獨立決定。各諸侯之間在堯的教化下，百姓能自明其德性，自覺地從善，萬邦之間親如一家，相處和諧。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倡導以和為貴。“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51]。世界千變萬化，萬事萬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生命，萬事萬物都保持它最大的和合狀態，這是大吉大利的。它化生萬物，天下萬國平安和康寧。

唯有“保合太和”，才能“協和萬邦”；唯有“仁民愛物”、“兼相愛”、“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我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勝利了、發展了，也幫助別人、別國抗疫勝利與發展，才能守護家園。和愛天下，天下同心。和愛是天使，基督教講博愛；佛教講慈悲，普度眾生；伊斯蘭教講愛每個人；儒教講泛眾愛；道教講愛己愛人。愛是人類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所以然者，人類正是由于這份愛，才能轉艱難險阻為康莊大道，轉沖突為和諧，轉危機為機遇。愛是陽光，它使人間變寒冷為溫暖，變頹廢為朝氣，變迷航為燈塔。愛是月光，它給天下人以潔白、、寧靜、亮光和善良。愛吹散了天空中的霧霾，清除了大地的污濁，肅清了社會的濁水，消除了人間的瘟疫。愛給天下人以和平、正義、平等、合作、友善、幸福、智慧、快樂。和愛天下，真情一家，人間愿景，祈其實現。

（本文承蒙林美茂教授的幫助）

注：

[1] 黑格爾：《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9頁。

[2] 風投企業家妮可·朱克曼認為《中美歐抗疫方式體現文化差異》，《參考消息》2020年4月14日。

[3] 甲骨：郭沫若：《殷契粹編》1591，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5.37.7。金文：《毛公鼎》等。

[4] 《王制》，《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頁。

[5] 荀子：《王制》，《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頁。

[6] 荀子：《王制》，《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頁。

[7] 柏拉圖：《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頁。

[8]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頁。

[9]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3-34頁。

[10]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5-36頁。

[11] 《俄專家預測：疫情催生全球新四大價值觀》，《參考消息》2020年4月17日。

[12] （埃菲社：紐約/洛杉磯4月24日）題《窮人的大流行病》，《參考消息》《美國窮人感受疫情下的不平等》，2020年4月26日。

[13] 參見龔群：《追問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頁。

[14] 見《齊人有馮諼者》，《齊策四》，《戰國策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300頁。

[15] 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16] 《正名》，《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頁。

[17] 《儒效》，《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頁。

[18] 《榮辱》，《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

[19]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5月4日文章，題：《新冠肺炎疫情與個人主義的終結》，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公共政策教授戴安娜·科伊爾。《參考消息》題：《新冠疫情與個人主義的終結》2020年5月7日。

[20] 《泰誓上》，《尚書正義》卷11，《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0頁。

[21] 《泰誓上》，《尚書正義》卷11，《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

[22] 《泰誓中》，《尚書正義》卷11，《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

[23] 《皋陶謨》，《尚書正義》卷4，《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9頁。

[24] 《多方》，《尚書正義》卷17，《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8頁。

[25] 《多方》，《尚書正義》卷17，《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8頁。

[26] 《桓公六年》，《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1-112頁。

[27] 張君勵：《孟子與柏拉圖》，《中西印哲學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78年版，第783頁。

[28] 《鄭語》，《國語集解》卷16，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70頁。

[29] 《昭公元年》，《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221-1222頁。

[30] 《周語上》，《國語集解》卷1，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1頁。

[31]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91-1192頁。按：現在韓國仍保留“鄉校”360多所，為議論、評議執政的得失的言論場所，并由成均館管理。

[32] 《榮辱》，《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頁。

[33] 《乾稱篇》，《正蒙》，《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62頁。

[34] 《乾稱篇上》，《張子正蒙注》卷9，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67頁。

[35] 《大同書》，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版，2012年第2版，第8頁。

[36] 《總論第一》，《孟子微》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頁。

[37] 《仁學界說》，《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91頁。

[38] 《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冊，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90頁。

[39] 《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冊，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93頁。

[40] 《與戴季陶氏社會問題的談話》，《歷年講演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30頁。

[41] 法國《費加羅報》專訪比爾·蓋茨，記者格爾·芒德維爾4月28日報導。《參考消息》：《世界需要合作而非指責中國》，2020年4月29日。

[42] 《齊物論》，《莊子集釋》卷1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9頁。

[43] 《王制》，《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4頁。

[44] 《禮運》，《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422頁。

[45] 《禮運》，《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422頁。

[46] 《中庸章句》，《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頁。

[47] 《周易彖下傳》，《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

[48] 《大學問》，《王陽明全集》卷26，出版者：國學整理社，發行者：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470頁。

[49]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50] 《堯典》，《尚書正義》卷2，《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9頁。

[51] 《周易彖上傳》，《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