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論壇暨“發展經濟學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召開

　　本報訊 （記者王春燕 夏立 查建國）9月7—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論壇暨“發展經濟學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協調辦公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以下簡稱“上海研究院”）、上海大學共同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學部委員謝伏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學部委員、上海研究院院長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學部委員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上海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金東寒出席論壇。參加論壇的還有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羅斯·加諾特、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弗里曼、奧地利科學院院士羅伯特·赫爾茲曼等中外專家學者。

　　發展奇跡推動理論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讓人感到驚奇的不僅是中國偉大的發展成就，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特點更是抓人眼球、引人深思。謝伏瞻指出，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人民幸福感、安全感、民族自豪感顯著增強的40年，是不斷探索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40年。成功背后的“密碼”，概括起來說，一是始終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二是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遵循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三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四是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創造有利的和平發展環境，致力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謝伏瞻強調，中國經濟40年的發展，借鑒并印證了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原理，更重要的是緊密聯系了中國實際，推動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上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第二，中國的發展是在實行了近30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起步的，通過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逐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充分發揮了政府的作用，彌補了市場缺陷；第三，中國的發展是在一個世界人口規模最大，且城鄉高度分割、城鄉差距很大的大國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始終保持了政治與社會穩定；第四，中國的發展是在一個地域廣闊、東中西區域差異顯著的空間內實現的，通過在不同時期調動和發揮各個地區的優勢，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充分挖掘了經濟發展潛力，充分利用了大國經濟的回旋余地。顯然，以上這些都不是傳統發展經濟學能夠解釋的。因此，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需要深化理論研究和深入總結經驗，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指導。

　　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看來，通過40年的奮力追趕，得益于開放貿易、全球化進程和良性政治環境，中國創造了奇跡般的經濟增長。未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可以在消除貧困、減少環境污染等方面采取行動。

　　羅斯·加諾特認為，過去40年中，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中國的成就是采用了經濟學的規則，實現了很棒的結果。我們需要研究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以便更多地了解經濟學的法則。

　　改革開放與經濟增長

　　中國的發展成就同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探討中國經濟奇跡的核心。李培林對消費、收入分配和社會發展進行了解讀。他指出，中國社會學界將2010年前后作為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轉折點讓我們看到我國改革開放30年后產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條件變化，如2009年收入分配突然達到頂點以后開始逆轉、2012年勞動力總量的絕對量開始下降等。這些變化為我國發展帶來深入的影響，特別是發展的動力發生變化，過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三分之二來自于投資與出口，而現在三分之二的貢獻來自于國內消費。為了擴大國內消費，需要保證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大眾消費的促進，需要穩定的消費預期，包括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消費處于穩定狀態。要進一步消除貧困人口，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

　　蔡昉指出，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可以總結為三點：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不斷調整、扶貧成就舉世矚目。鄧小平同志一開始就為改革定下了標準：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0年來，通過一系列改革，中國把人口紅利轉化成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在人口紅利消失的今天，中國經濟要轉向依靠改革紅利，通過進一步改革破除阻礙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進而提高、穩定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理查德·弗里曼表示，從勞動市場經濟學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中國在40年的轉型過程中人口流動遷徙非常頻繁，勞動人口的收入也通過流動得到了提高。經濟轉型發展使中國的貧困人口逐步減少，但也使收入不均的現象加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力管理體系逐步建立，相關法律法規建立起來，工人的權益也逐步得到保障。

　　經濟實踐是理論創新的源泉

　　中國改革開放并不是按照現成理論進行，而是以“摸著石頭過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方式來推行。林毅夫表示， 20世紀后半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主流經濟理論指導下走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道路，卻普遍失敗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要趕上發達國家，則其產業結構水平必須達到發達國家的高度，這需要完善的市場、相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這些都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以現有理論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只能看到問題，卻看不到成績，因此中國的經濟實踐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源泉。

　　李揚表示，基于中國經濟40年的發展實踐，中國經濟學對于世界經濟學發展最有可能作出貢獻的領域是發展經濟學。長期的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使得經濟不斷邁上新臺階。這是發展的完整意義，中國都做到了。無論是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保持經濟結構不斷調整，都需要投資予以推動；而無通貨膨脹的投資則需要足夠的儲蓄來支撐。就此而論，中國也做得很出色。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可以總結出很多特色，其中最突出者，應該是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同時出現而且內洽地延續多年。高儲蓄、高投資，并伴隨長期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與金融項目“雙順差”，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不能完美解釋的。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有必要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總結、分析、梳理上述現象同時存在的內在機制，概括出其中可復制、可推廣的范式，中國的發展實踐當會對世界經濟學的發展奉獻出“中國智慧”。

　　金東寒表示，總結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并使之上升為科學理論，為世界各國改革發展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這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都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中國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上創造奇跡，在理論創新上也要書寫輝煌。當代中國學者肩負著特殊的歷史和時代使命，有責任通過激蕩思想、碰撞智慧、分享經驗，助力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為困境中的世界經濟點亮前進之路。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大學、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等機構的國內外35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